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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了一会儿，我推开亨特，从地上站起来，再一次尝试把他拖上楼去，但很快，还没走到一半，我就彻底放弃了这个计划。随后事情开始重演：我原地把亨特放下，自己上二楼去，只不过这一次是把绳子从房梁上解下来；而他再也不会逃跑了。

我坐在椅子上穿好鞋，把椅子搬回原来的位置，走下楼，开门出去看了一眼，四下无人，于是我拖着亨特回到我自己家，走之前没忘记关上门，用他口袋里的钥匙锁上。

亨特的皮肤仍然柔软，关节也可以活动，只是失去了人的体温。我把他放进后备箱，他的大高个子使小小的后备箱显得很拥挤，我扶着后备箱盖子凝视着他，这恐怕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。亨特维持着一个蜷缩侧卧的姿势，像胎儿在羊水里；生和死本来就许多共通之处。我感到宽慰和满足，哪怕只是这样看着，什么也不做。

良久，我放下后盖，发出一声轻响。

＊＊

西里安见到我的时候露出了很明显的吃惊的表情。他打开后备箱，看看我，又看看里面的亨特。“我见过这个人，”他问，“是你杀了他吗？”

我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是的。”

他的吃惊在片刻后消散了，甚至当着我的面开始走神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在看着很远的某个地方。在他眼前晃了晃手，没得到回应，手足无措地呆站了一会儿，想着等也是等，干脆靠在车上点了支烟。烟燃到一半，他突然回过神来，对我说：“走吧。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我很好奇刚才是怎么回事，但这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知道也没什么好处。既然这样，就不问了。

我们驾车前往医院，经过简短的交接，亨特的尸体被那些陌生的医学生抬走。

我上学的时候也曾上过解剖课，我们手下大多是一些无名弃尸，妓女或者流浪汉；有时还有一些猜不出来路，看相貌衣着，似乎不应当横死街头无人认领的，现在想来，也许就像亨特这样。

我想象到他孤零零躺在手术台上，周围挤满半是恐惧、半是跃跃欲试的学生。他们会谈论他的红发，在练习结束之后，也许就是吃午饭的时候，还会再次提到他，说他：“没什么脂肪，很容易解剖。”然后他会被遗忘，像以往所有用过了的人体那样。

“噢，也许不应该这样做的，”我喃喃地说，“我们……”

西里安把钱平均分成两份，其中一叠放在我手里。

“该走了。”他说。

然后我们返回西里安家，他像上次一样帮我把后备箱擦洗干净，“这样就行了。”他说，盖上后备箱盖子，看着我，手里提着抹布。他的态度其实没有什么转变，可是我感觉不太好，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。他没有邀请我进屋去喝杯咖啡，而且眼神似乎也更冷漠了，他看着我，好像在看着随便哪个陌生人。我还是希望西里安像原来那样温柔地注视我。

“我能进去喝杯水吗？”我主动问。

西里安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。是不是我太过敏感了？我靠在流理台上，捧着他给我的热咖啡，无名的焦躁涌上心头。

“你能吻我一下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为什么？”西里安反问。我给不出理由，也想不到这样一个动作要什么理由。但我明白我被拒绝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也反问他，“明明探长的尸体你照收不误。”

西里安看着我，我从他的眼睛里读到怜悯，那种神色就好像成人低头看着一个什么也不理解的孩子。“他们不一样，苏伊。这个红头发的年轻人并不是个坏人。”

他说完就转身走开，默默地，也许正在做一些细碎的、只是为了远离我而做的事情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西里安真的很温柔。也许他生气了，但他没有发火，声音也没有提高一分；也许他想我赶紧离开，甚至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进门，可我还在这里，没有明确的逐客令。

我捧着杯子，小小的玻璃杯在手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发出苦涩的咖啡的气味。一个走神的瞬间，它不知为何突然脱手砸在地上，碎片迸裂，半透明的黑咖啡流了一地，西里安在客厅那里，听见动静，转过头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我语无伦次地说，蹲下去用手捡起玻璃的残片扔进垃圾桶，指腹和手心很快就被划破了，并不是不痛，只是可耻的感觉催促着我尽快收拾好残局。捡起了较大的碎片，还有一些细碎的只能在地上徒手去摸，手指拂过的地面留下淡淡的红痕。为什么我好像总是在反复地收拾那些无穷无尽的狼藉？我经历的一切会有结束的时候吗？这两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徘徊，心跳不断加快，很快我就什么也想不了了。我感到窒息，不停地大口喘气也没能缓解，伴随着出汗和心悸；紧接着我就发现自己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呼吸，急促地呼出而没有吸入空气，窒息感越来越强烈，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。我开始耳鸣，满脸都是眼泪。我用手捂住口鼻，双手不断地颤抖，过了一会儿，有人强掰开我的手，将一只纸袋捂在我脸上，呼——吸。呼吸，呼——吸。他说了什么，我听不清，我知道他是西里安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