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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我没能如约去西里安家，因为我病了。原本要带给安迪的那些粉末已经包好了放在床头，然而我却动弹不得，像在水中失温一样寒冷，而且止不住地打冷颤。我躺在床上，听见布彻尔开门进来的声音，一玻璃杯水轻轻放在床头上。他伸手探了探我的体温，过了一会儿，又把嘴唇贴在我的额头上，它们很冷，干燥且柔软。

“毫无疑问，我是发烧了。”我说。

我不希望传染给他，想要把布彻尔推开，然而他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握住我的手腕。我又变得被动了，就像我们之前那样，说不上来这种感觉算好还是不好。

“布彻尔，”我问，“你最近好像没那么亲近我了，是我的错觉吗？”

布彻尔没有即刻回答，只是把我扶起来，将杯子递过来，我就着水服下了阿司匹林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是你最近忙得见不着人。”

“还不是为了你呀。”我说。

而他不置可否。

“你觉得我最近看起来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呃，”他犹豫了一会儿，“你是指什么方面？”

“别人都说我忙起来以后变得有活力了一些。”

有一瞬间我从布彻尔眼里看到了怀疑的神色，尽管那一闪而过，我还是感觉大受打击，不想再继续这个愚蠢的话题了。然而他这回又很快地把话接了下去：“可是我觉得你最近很焦虑，苏伊。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吗？”

“没什么不好的事。”

“可是你突然病了，”他说，“你现在手还经常发抖吗？”

噢，我不想他提起这个。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我有什么问题的讨论，而且，尤其是布彻尔……虽然现在很可能已经晚了，我希望我在他眼里的看起来能更好一些，哪怕不是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。

“你想要我吗？”我忽然问他。

布彻尔愣了一下。这大概是一个他完全没料到的问题，但是他回答得很快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你烧得很厉害。”

然后他就推门出去上学了，现在是清晨，时间还很早。在他走后，我仍然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羞耻，如果不是我浑身酸痛、动弹不得的话，我就会打开窗户然后跳下去。我被拒绝了。尽管理智上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大事，却还是难以接受。满怀耻辱地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努力地下床去尿尿，然后又剥了一片止痛药吃，以防我头痛。

吞下去的药片起效很快，接下来的时间就几乎全在昏睡里度过。到第二天中午，我终于退了烧，感觉有点虚弱，但总的来说还不错，于是我赶去芝加哥，向我的一个主顾解释为什么在约定好的时间里我没有出现；除此之外还和我的伙计大吵了一架。

“以后再也不要把东西卖给赊账的人了，”我说，“否则你就替我去催。”

＊＊

等到我找到时间去西里安家，已经过去了好几天。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日，当天早上，我路过邮筒，将准备寄给匿名朋友的信投了进去，而且就在这一天，我和布彻尔起了一点争执。

当时我们在厨房吃早饭，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的事，于是对布彻尔说起探长下葬那天，有人砸破了我家玻璃，把乌鸦扔进来的事。

“我还换了一块玻璃，”我说，“那时候你不在家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说，“厨房的玻璃都是旧的。”为什么在这种小事情上也要质疑我呢？我于是和他争论起来。然后我们各持己见，去看了厨房的玻璃，每一块的脏污程度都差不多。一块新玻璃是不会这么不干净的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我忽然大为光火。

“你是想说我出现了幻觉吗，布彻尔？”

“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”

他澄清得很快。可是我却感觉到，他是因为妥协才这么说的。

我感觉有一点郁闷，怀着这种沉郁的心情做完了手头的事，然后前往西里安家。我敲了一次门，没人应门，所以我不得不更重一些，又敲了一次。过了一会儿，西里安来开了门，他穿着一件很陈旧的米色围裙，身上脏兮兮的。

“这是在搞什么？”我走进屋，发现他竟然在和我们的人质一起做木雕。餐桌被征用为工作台，上面原有的空花瓶和烛台都移到了柜子上，桌布也抽掉了，光秃秃的桌面上散乱着很多工具、小的木块，和大片木屑粉尘。

“看来你们俩相处得挺融洽。”我从桌上拈起了一个木头小狗，很粗糙但又活灵活现的一个小玩意。安迪说这是西里安做的。我都不知道西里安还有这个手艺。“我错过了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苏伊，你做木雕可能会很危险。”西里安说。我想他是在给我解释为什么从来没邀请我做这些吧。为什么他觉得我会在意？

“我的手已经很久不抖了，”我说，“我戒酒了。”

西里安歪着头看我。

“……好吧，但至少比以前好多了。”我说，从口袋里掏出原本要给安迪的那一包粉末，随手抛向他。然而西里安伸手就把它截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