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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这一段时间，我经常出现在药店里，像之前没雇佣伙计一样每天长久地坐在柜台后面，戴上眼镜，观察来来去去的每一个人。结账的时候，我会故作公事公办地提出建议，如果他们愿意长期在店内取药，并且预付一部分定金，我就可以定期送药上门。

“请把住址和联系方式登记在这里；顺带一提，您什么时候会在家呢？如果您不在，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收？……”

就这样，我筛选出了一部分独居的顾客，并且获得了他们的地址，还有信任。

是的，我准备自己制造一些尸体，另一种私人的铸币方式，我也愿意把它叫作西里安会面兑换券。为了尽量减少麻烦，我不急于付之行动，宁愿多花一点时间，来确认我是否能够控制我选中的对象。对我来说，制服一个女人当然是最容易的，我一开始的确非常留意出入药店的太太们，直到有一天我遇见我的一个熟人。

“是的，请把地址写在这里。”

我说，这话已经变得像长在嘴上一样，非常容易脱口而出。

“哎呀，我不会写字，直接告诉你吧。”

这时我才突然回过神来，发现面前是那个教我种花的老太太。我后来一直很抱歉自己曾经用挑选的眼光端详她：她的个子非常小，很孱弱，好像稍一用力就会被折断。可我一想到我有可能杀了她，反而感到恐惧。

我记录下她所说的地址，但忍不住说：“您独居在家，我上您家里去，人家会说闲话的。”

“天哪，”她笑起来，“我儿子都和你差不多大了。”

我想了想说：“那么，到时候我会把药放在门口。”

“噢，真的吗，连杯咖啡也不进屋喝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你是个善良的正派人，苏伊，”离开之前，她认真地对我说，“她真不应该离开你的。”

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突然之间，感到又痛苦又羞愧，就好像小时候做了一件错事，在害怕责罚的惶恐中萌生出用死来偿还的想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只是因为对这番话受之有愧吗？我没来由地觉得这之间有什么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安的理由，却实在无法记起。

考虑了很久，我决定把所有女人都剔除目标之外。在我的想象里，她们每个人都有我妈妈的眼睛，一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就开始颤抖，连手都抬不起来。

我安排了时间，和伙计轮流看店或者送药。这样做的反响很好，有很多稍有点钱的人会定期购买补养品，尤其某些人会满怀希望地购买治疗谢顶或者性无能的药方，如果自己带着那种药在街上走，会很有压力；我帮忙送货上门却不收取多余的小费，对他们来说显然便利不少，而我也因为预收到的定金有了更宽裕的资金来维持运转。算账的时候，我发现近期的收入非常可观，高兴得给伙计涨了工钱，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一位客户赊账取走了很多麻醉剂，至今没有还款。

我对这个人有印象，H·H·霍姆斯，听起来好像一个连糊弄都懒得用心的假名。他也是个医生，就在白城附近盖了一栋旅馆，一楼设有很多柜台，售卖药物、珠宝和生活用品。世博会给芝加哥带来无穷无尽的游客，连我这种懒于经营的药店都因为开在环线上而增收不少，那个人只会赚得更多才对。之前给他寄去的信件没有收到回复，不知道他是没有看见还是故意为之，总之我决定亲自去找他一趟。

霍姆斯的旅馆在那一带很出名，然而当我到达那里，发觉旅馆里的气氛阴森压抑，照明不足，通风也很糟糕，刚一走进门，我原本因为上门催债而很不愉快的心情就雪上加霜。很快我就见到了霍姆斯本人，笑容满面地迎上来，好像我不是他的债主，而是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似的。他准备了雪茄和饮料，语气温和地请我坐下，先是反复多次道歉，紧接着对我倾诉了他最近生意上遇到的困境。我勉强耐着性子听，对面前这个人既不喜欢也不同情，他的眼神也让我很不舒服。他总是用他那双蓝得过头的眼睛看着我，我不愿意这么说，但是他的眼神有点像布彻尔——如有实质，但也很冷漠、很空洞，尽管笑起来如沐春风，但是好像哪根筋搭得不对，缺少一点真正属于人的东西。

“别的东西暂且不提，说真的，我很想知道你在做什么实验，用得着这么多氯仿，”我说，“而且你的旅馆里住的尽是年轻女人。”

“噢，先生，”他笑着说，“女士们都不喜欢被人打量。”

他没有回答我关于氯仿用途的问题。

打完了感情牌，他一直建议我替他参谋参谋顶楼的设计，希望我把自己当作住客来感受一下那里是否应该做出什么变动。我同意了，跟他一起走到二楼，感觉这里比一楼大堂还要让人感到不适，有很多扇门隐藏在阴影里，许多走道毫无理由地中断了。我停下脚步，借口自己腿脚不适，不愿意再往上。他马上提出可以扶着我走上去，但不管是从语言还是行为，我都能隐约感受到他非常不愿意触碰到我，何况我也没有老到需要有人搀扶的地步。所以我又拒绝了他，并且刻意离他远点。我和霍姆斯差不